新书：告诉百姓

“外交”不是“吃宴会”

广州日报记者：可以请您谈谈构思和写《外交案例》的初衷吗？

吴建民(以下简称吴)：目的是希望为中国培养优秀的外交人才，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跟我讲这个(案例)，而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比如哈佛大学商学院就非常重视案例教学。

所以，我感觉，中国培养外交人才就是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碰上一个好师傅，进步就很快，徒弟要是很有悟性，进步也快，碰上一般的师傅，进步不大。这样，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就很缓慢，而且目前根据中国的情况看，真正经历“大外交”的人少。

如果希望21世纪中国外交的分量再上去，外交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关键就是人从什么地方培养，靠什么培养。我想是靠实践，靠学校里讲课要有案例，没有外交案例，人才培养太慢。

广州日报记者：除了强调人才的培养，还应该强调什么？

吴：其次，我觉得，要解开外交的神秘面纱。

老百姓不了解外交，认为外交太神秘了。有次我在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我什么是外交，然后在街上采访了三个普通老百姓。他问第一个老百姓，你认为外交怎么样？这个老百姓回答说，外交挺神秘的；问了第二个，对方回答外交挺贵族的；再问第三个，对方说外交是吃宴会。(笑)

外交到底做什么事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外交就不能够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的目的，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为老百姓服务，这个老百姓看得懂吧。(笑)

广州日报记者：这本书构思了多长时间？

吴：我从2003年7月回国之后就开始构思这本书，这19个案例是我给学生讲的课，一个一个地整理出来的。

广州日报记者：在剖析这些案例时，大概思路是怎样的？

吴：思路有四条，第一，背景；第二，中国面临着几种选择；第三，实际操作过程，怎么做；第四，体试。体试我就要学生参加讨论、面临选择。我让学生设身处地地想，如果你是部长，你是大使，你会怎么做，启发他们思考。

内幕故事：

“I'm sorry”的功效

广州日报记者：听说您书中的有些内容是首次披露，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内容呢？

吴：比如，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仅5个小时，江泽民主席就打电话给布什总统。

这个我当面请教过江主席，他给我讲了一番话，在这个书上发表，我认为讲得很深刻，他的核心的话就是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很多无辜的人死去，中国人民当然要表示同情啊，人心都是肉长的。

这是中国的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是考虑自己也考虑同他人的关系的，当时一个电话打去，布什很感动。

当时我们光知道报上，打了电话，讲了什么内容，不知道江主席怎么考虑，我想现在把江主席的考虑讲出来，那也是很感动人的。

我认为，这个行动，是外交上很成功的行动，影响巨大。因为“9·11”时，布什刚上台不久，当时他正在犹豫，谁是敌人，江主席的这个行动，我那天在发布会上讲，我说某种意义上讲，胜过雄兵百万。

再比如撞机事件，撞了，怎么处理好？江泽民主席到拉丁美洲访问去了，留下一句话，“道歉放人”，这个指示非常明确，因为这个事情长期僵持中美关系会紧张，美国国内的老百姓情绪，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全上来了。

中美关系出现一种持续的紧张，对中美关系发展是不利的。这个时候外交官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比如，我们的高级外交官、当时外交部主管美国的官员和美国大使见面，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服对方，他说，在美国经常出现车祸，一个车毁人亡，一个车虽然撞坏了，但人还是安全的。现在见到车毁人亡的家属，你说个“I'm sorry”，不行吗？

这就是外交官的智慧，他把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就是人们讲的常理，人之常情。美国大使一听，有道理啊，所以就在做文章了，从英文来讲他用：“apologize”，这是很重的一个词，“I'm sorry”，这是美国人挂在口上的，都是可以讲的，这就是道歉，“I'm sorry”就是一种道歉了。

最后美国方面给中国写信，“very very sorry!”这个翻译成中文可以翻成“道歉”啊。问题就化解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外交官的智慧。

谈外交本质：

时代变了，不能老讲博弈，要讲共赢

广州日报记者：有人说，外交就是在国与国的博弈中间做工作，您怎么看外交的本质？

吴：外交是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那完全是博弈，最后是靠战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靠革命。

可今天时代变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不能说简单地博弈了，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外交官的智慧就是，双方有共同利益，但是人们不一定认识到，他的利益就是，看到做这件事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对方的利益，所以他就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言，让中方的决策者意识到，符合中国人的利益，再跟外方打交道，让外方的决策者意识到符合对方的利益，愿意做，他促成一下，就成了，这就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老是讲博弈，他忘记了时代的变化。像17大报告里提出来：我们始终不渝，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开放战略，互利共赢不只是寻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考虑对方的利益。

所以我认为，外交是内政的继续，我们在搞现代化，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如何建立，如何创造，那就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更多的找共同点，发展共同利益，另外一方面，如果出现分歧的时候，妥善的解决，这就是整个国际关系往前发展。

外交本质是随着时代变化，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

广州日报记者：从外交的艺术和技巧的层面来看，外交的本质是否类似在做人际关系呢？

吴：当然，人际关系也并不是花言巧语，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把人际关系看的好像是在“忽悠”人家，忽悠人家也不能持久，世界上有傻子，但傻子不居多数，特别是搞外交的，全世界没有把本民族的窝囊废派来搞外交的，总是本民族的优秀人才，来搞外交。

所以我感觉是超越了人际关系，人际后面是国家，就是国家的利益，来推动国家利益，共同利益往前发展。

广州日报记者：那您觉得如果作为外交官要想做到这样，做得很好，应该从哪些方面修养自己？

吴：我想一个外交官首先要忠于祖国；第二，他要有比较渊博的知识，就是要懂得中国政府的政策，懂得中国，懂得世界，不仅懂得政治层面，还要懂得经济，文化，也就是懂得双方；

第三，外文要比较好；第四，有比较强的交流能力，。

广州日报记者：那是不是对一个人的内在的知识结构的要求比较高？

吴：对，要懂，当然在整个的交流能力，内涵，衣着打扮，人家看上去觉得不错，别衣着打扮让人家一看就很怪，人家看上去反感，包括手势，有许多避讳。讲话时眼睛要看着人家，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懂。

广州日报记者：随着我们国家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现在的外交思路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吴：那当然有所不同，过去很多事情“不关我事我不管的”，联合国投票三种形式，赞成、反对、弃权，中国到联合国后，因为很多事情不感兴趣，不参加投票。

现在不同了，所有的热点问题，中国都参与，推动他积极的解决，联合国维和部队，我1971年去联合国的时候，我们认为，不赞成，现在我们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广州日报记者：我们未来外交会向哪个方向走？

吴：我想，外交总的方向，促进世界和平的方向，中国和世界连在一起。我们构建和谐世界，记者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们中国人希望自己好也希望人家好，希望世界好，就是这个意思。和平发展世界的需要，中国需要世界需要，我们促进，有利和平的事情，比如我们积极参与朝核问题，推动和平进程，发展，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中非合作。

包括中国跟一些大国的合作，很多数字都是惊人的。

谈自己的外交生涯：

“不会交流？你完蛋了！”

广州日报记者：您一直很强调交流，记得您在书里讲到一个例子，讲我们国家的一些人包括官员，到外国去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经常用“天气怎么样啊”这样的套话。那么您作为外交官，如何看待交流能力的重要性？

吴：一个外交官，会交流和不会交流，差别极大，一个会交流的外交官，可以在他所在的国家很活跃，到处见到他的身影。

你会看到媒体上有关于他的报道，他对公众发表演说、到学校去讲话，出现什么有关中国的问题，记者就来采访他。他的活跃，可以让世界更加感觉到中国的存在，外交官会交流很重要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当过葡萄牙的前任部长，他说：“你不会交流，‘完蛋了’，对公众来讲，不会交流你就没有任何作用。”你说在家里谁知道你啊，所以我想外交官会交流是必备的。

广州日报记者：作为外交官，您所说的会交流与普通人之间的交往，有什么区别？

吴：外交官的行为是国家行为，他的任务是促进中国与外国之间加深了解，减少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阻力，促进中国同世界的合作。

交流的目的是，第一，了解中国现在的状况；第二，大家很关心中国向何处去，那么中国的方针是什么，要能够跟人家讲清楚；第三，他要跟人家讲清楚，必须要懂得对方，知己知彼。

我怎么讲人家听得懂，怎么讲人家听不懂，不仅是翻译成外文的问题，因为外国人和我们的思路不一样，听得懂的语言，还要是人家听得懂的逻辑，听得懂的事例来讲。

还有一点是要诚，做外交官也是这样，因为你不诚恳就交不到朋友啊。

广州日报记者：听说您任法国大使期间，跟希拉克总统夫妇的关系不错，中法关系也相当融洽。那段经历您是不是印象特别深刻？

吴：当然，我当了9年大使，从1994年到2003年，在法国干了四年零8个月，这是我最后一任在外交一线工作。而且这个时期两国的关系发展的势头很好，所以我在大使的位置上也能够对这种发展的势头予以促进，沟通双方领导人的一些想法，做了一些促进的工作。

广州日报记者：我看到您在书里讲，如何去跟希拉克夫妇接近，了解他们，这段经历对您对外交的认识有没有什么促进或者改变？

吴：当然，人对问题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入的，1994年我出去当大使的第一任到荷兰去当大使，一年下来，我总结了六个字，“调研、沟通、建议”。到了驻法国之后，我又加了两个字：接待。因为这是中国特色，咱们大批的人走出国门。我在巴黎期间，每年接待光副部级别的代表团20多起。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包袱，我正好去向国内介绍法国，而且这些出去的人一般都有一定身份，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可以问很多问题。对外我可以总结出八个字，“调研、沟通、建议、接待”。

广州日报记者：吴院长在您担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时期，中国人还很少在国际组织中担任主官，在您看来，担任这个主官对中国人是一种挑战，还是可以借之做很多事情？

吴：是一种挑战，当然这和能做很多事情是结合在一起的。国际展览局1931年成立的，中国人没有当过主席，亚洲人没当过主席，发展中国家也没当过主席，我就占了许多的第一。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2005年3月23号，爱知县世博会在日本举行。我在讲话中提出世博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非洲国家举行过，我说让我们共同努力，把世博会带到非洲，要塑造那里的环境。摩洛哥后来就申办了2012年世博会，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那是第一次，后来，很多人说只有你们中国人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替发展中国家着想。

广州日报记者：我很好奇，您处理一个外交事件或者是突发事件的时候，信息如何收集，如何去思考，最后如何做出决定？

吴：一般遇到一个事情我不急于下结论，我听，大家怎么看，包括自己的下属。然后这个过程慢慢形成自己的想法，跟人家去交流。

有的时候我发表演说，我讲了看会场的反应，是在认真听，是在交头接耳，还是摇头、点头，有些话讲得人家觉得很有道理，有些话还需要调整，外交工作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我这个人特点不大容易满足，生活有意思就在这里，总是能追求做得更好。

吴建民小传

1939年出生于重庆。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1961年到1965年，常驻布达佩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任代表翻译。曾经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纽约)任二秘、参赞等职，任中国驻欧共体使团及比利时使馆参赞。1991年到1994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1994年到1998年，历任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1998年到2003年，任中国驻法国大使。

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

什么是中美撞机事件？

2001年４月１日

美国１架军用侦察机抵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２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９时０７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１０４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１架飞机相碰，致使中方飞机坠毁。中方正在搜寻飞行员下落，我们对这名飞行员的状况十分关心。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并于９时３３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

2001年４月11日

　　美国政府全权代表、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向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递交关于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的致歉信

　　外交部长唐家璇在接受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致歉信时指出，美方对此事件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向中国人民作出交待，停止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外交部将就中美撞机事件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申唐家璇外长要求，宣布允许美国机组人员离境。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赵琳琳)